“别犹豫，这是我的地址！”他递过一张卡片。“我并不奢望你会回信，只希望－－你能看我的信就行了！”
我不是铁石心肠，看见他期望的神情，不由得不点头，只看他的信，不会伤害到我的呀！
“我知道－－我给你添了些麻烦，你在躲避我，”他露出整齐的牙齿笑笑，“以后不会了，我在东京，那么远，我的思想，打扰不到你，只是折磨我自己！”
“你－－我得告诉你。”我深深吸一口气，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已经订了婚！”
“这不是问题！”他毫不觉得遗憾，西方人的想法到底和我们有一段距离。“也不能阻止我。”他看看接班的人来了，说，“你该下班了，我等着明天和你说再见！”
他挥挥手，走进电梯。
不知怎的，我觉得一阵难过，一阵歉疚。从他的话里，我能明白他的感情，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异国人，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低着头，甚至忘了背后的接班人！
“他走了吧！贝迪！”柏光说，“发什么呆呢！”
我怔了怔，拎着皮包随着他走出去。我们走在黑暗的街上，谁也没开口，柏光是善体人意的男孩！
“好了。”我打破沉默。“你有话可以问我！”
“没有话！”他摊开双手。“我能想象得出！”
“这种事真是令人尴尬！”我叹了口气。尴尬两个字，绝不足以表示我的心情。
“如果你没有在美国的未婚夫，如果他不是外国人，如果他坏一点，问题都可以解决，对吗？”他笑笑。
“其实一那不成为问题。”我摇摇头。“我只是怕同事的闲言碎语，太难受！”
“像七三三这种男孩，尤其是外国人，现在恐怕太少有了！”
他也叹了口气。“我怕你今晚睡不着吧！”
“没那么严重！”我笑了起来，竟有些凄凉的意味。“许多事我根本不去想，否则，我可能天天睡不着！”
“你倒很豁达！”他说。
有个瘦瘦的人站在车站前，日光灯下，脸色苍白得吓人，好像他的血液都是白色的，冷冷的。
“郑荫，你也回家？”我问。
他落寞地点点头，又向柏光打个招呼。三个人，反而没话可说了，我们沉默地坐到火车站，一起下来。
“你坐几路，郑荫！”柏光问。
“三路！”他说。
“三路？”我问。“我们可以一起走！”
柏光挥挥手，向十五路站牌走去。郑荫犹豫一阵，低声问：
“你真要和我一起走？我是个服务生－－”
“什么话？走吧！”我皱皱眉，郑荫的自卑感太重了。
“其实，我早知道你坐三路车，只是－－”
“好了，别提这些。”我说，“没有人看低你，你自己也没有理由看低自己，是吧！”
他看着我，笑了笑，显得有点勉强。自卑，在他心里生了根，要拔出来不容易，得费相当的时间。但是，如果我可以，我愿意做。
三路车上乘客不多，我们并肩坐着，在淡黄的灯光下，他的脸色没那么难看了。我看着他的侧面，他实在清秀得过分，有些像女孩子。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我问。
“只有一个姐姐，结婚了！”他说。
“她呢，和你住在一起？”我再问。
“不－－”他的声音拖得很长。“我租了一间房子，房东是个孤单的老太婆，她不收我房租，说要我陪她！”
“为什么不和姐姐住一起呢？自己人有个照顾呀！”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弟兄姐妹间的亲情看得特别重，或者，是由于我和弟妹们是在困苦的环境中相依为命成长的缘故吧！
“我们的习惯，女孩子嫁出去就不是自己人了！”他说。
“你是本省人？我看不出！”我惊讶地说。
“我父亲是本省人，母亲是日本人。”他慢慢说，“可惜，从小，我没见过他们，所有的印象，是一张埋葬证明书！”
“什么？”我搞糊涂了，竟分辨不出他话中的意思。
“我是说，我一生下来，他们就死了。”他再说，声音既不伤感也不激动，平淡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炸死的！“
我皱着眉，这是我们这一代所承受的最大的苦痛，战争，曾使我们流离失所，甚至丧失父母。我算是幸运的，战争时，我在安全的大后方，年龄又小，什么都不记得。他不同，他身受其害，孤苦无依，他的自卑，他的落寞，他的失意，他的乖戾，他的嫉世愤俗，都是有原因的，我对他的同情更加深了！
“姐姐养大你？”我小声问。
“不，祖母养大姐姐和我，然后她死了，我们开始自食其力！”他摇摇头。
“你的教育程度－－我是说你读到哪一阶段？”我问。
“高中毕业。”他简单地说。
“高中毕业？”我不平地说，“那你不该做服务生，可做出纳，或文书员什么的。”
“什么叫该不该，天底下哪有绝对的事！”他冷笑起来，“高中毕业有什么用，我没有人事背景，没有介绍信，能在这儿做服务生已算运气－－”
“我没有人事背景和介绍信呀！”这么偏激的言论，我不同意。
“你不同，你学历好，而且漂亮！”他冷笑着说，“酒店里还有谁比你漂亮？从上数到下。”
“别这么说。”我连忙插嘴，我觉得他这么说，似乎对我有些侮辱。“你的思想太偏激！”
“不是我偏激，是你太幼稚！”他对我笑笑，那笑容非常奇怪，一刹那间，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已不是他了。
三路车到底，是安东街站，我下了车，才发觉他怎么也一直坐到底，是我们的谈话误了他的站？
“你怎么也到安东街来了？你住在哪里？”我问。
“成功新村，”他说，“我本可坐十五路，但是，我情愿陪你坐。你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没被人看低！”
我感到欣慰，挥挥手，走向窄窄的安东街！
每天收到一封自日本寄来的信，七三三的离去，并没终止同事对我的捉弄。
他离开台北、回东京的那一天，我按时上班，跟平日一样，只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据他信里面说，不见面，不说再见，对他会比较好些。于是，他在我接班之前，搬出了酒店。
对这样一个出色的、痴情的异国人，除了每天收他的信，看他的信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不敢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怕做错引起的后果。
这段似乎只是单方面的感情，会延续多久呢，或者明天就结束？我不知道，不敢预测。不过，如果立刻结束，我知道，目前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怕长了，久了－－谁知道以后的事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我照常工作着，也老受着一些闲气，一些压力－－吕纬和雅莉的，我不知道我们“合伙”的关系到什么时候终止，人是贪得无厌的，或者，我们将永远合伙下去，直到我离开。
我上班，有时会在安东街站遇到郑荫，下班，自然而然一起走。家住在附近，一起走，并不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可是不到一个月，谣言又满天飞了。
我真不明白同事们这样厚待我的原因，我并没比别人多拿薪水呀！谣言不知道是从什么人发出来的，却传得那么惊人，连经理都知道了。大家说，我和郑荫相恋，同出同进，甚至于说，我和他－－同居了！
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这次我看得很严重，一方面是我名誉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不能抹杀人类尊贵的同情心，我对郑荫，完全是基于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