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太太一怔，才知道接错了人，立刻又哭着往人群中搜寻去了。鑫涛被这样一搅和，看来更加迷惑了。就在此时，人群像潮水般涌向我，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拉住我，兴奋地嚷着：“你是不是琼瑶？我们在机场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
我点头。这一下不得了。我在几秒钟内，就被人群包围住了。闪光灯一直对我闪个不停。耳边响着各种各样的“京片子”，十分悦耳，十分动人。有的问我到北京的感想，有的问我要停留多久，有的问我这是第几次来北京，有的问我知不知道我在大陆的“知名度”……我根本来不及回答任何问题，就又有许多人拿着大陆出版的我的小说，请我签字，我只得走往一张柜台，去给那些读者或记者签字，可是，这样一来，更不得了，人似乎越来越多了，我几乎无法脱身了。就在此时，我忽然听到一声巨吼，声如洪钟，十分惊人：“各位让开！要访问要签字，都等明天再说！现在车子在门外等！”
随着这声巨吼，我看过去，只见一位身高约一八○公分的女巨人，长手长脚，大踏步地“冲”进人群，一面冲、一面用双手往两边分，就把人群“分”开了，她笔直地走向我，对我也大声地下了声命令：“不再再签名了！你签不完的！”
一位女记者请求地看着我，直往我手中塞纸条：“请为我们的报纸写两句话吧！一句话也可以！”
盛情难却呀！这些在机场上等候了我好久的记者读者们，我心不忍，低下头又去写字。才写完，另一本书又塞了过来，我正预备签最后一个名字，只觉得身子一轻，脚已离地，老天！那位“女巨人”把我像拎小鸡般拎了起来，不由分说地一路拉出机场大厅。在我意识还没恢复之前，我就被塞进一辆小汽车，再一看，鑫涛、承赉、初霞都在车上等我。车门“砰”的关上，女巨人这才从车窗外伸出一只巨灵之掌给我，对我大声说：“我是杨洁！”
我愕然地伸出手去，要和杨洁握手，谁知她等不及握手，这手就抽回去了。只听到这只手在车顶上“砰”的一敲，那洪钟般的嗓子大吼了一句：“开车！”
车子尚未开动，一张年轻的、美丽的女孩的脸又急急凑向窗口，我看到一对亮丽的大眼睛，一双乌黑的发辫垂在胸前，未施脂粉的脸庞清秀动人，好一位北国姑娘！我心中赞美。同时，我的心中为海峡这端的同胞而颤动了。那小女死命攀着车窗，对我请求地说：“我能访问你吗？我是××报记者！”
我来不及答话，杨洁一连串地敲车顶：“开车！开车！开车！”
那少女眼看访问不成，眼中流露着失望。我心中一阵激荡──为这些热情的欢迎而激荡，也是初到北京的激荡──我拉住那少女的手，在她耳边说了一句真心的悄悄话：“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北方的女孩也美丽，例如你！”
我松手，车子绝尘而去。
我回头向车窗外望，那少女脸红红的，伫立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我心中好生歉然，对那机场所有没有跟我接触到的人，都感到歉然。车子走了好长一段，我回头，那小女还伫立在街头，对我遥遥挥手──十天以后，我终于在北京饭里，接受了她的访问，她的名字叫应红。
第四章 北京的“小梧桐”
抵北京的第一天，忙于看北京的街道，忙于看北京的建筑，忙于用全心去体会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心里始终乱乱的。车子离开了机场，就开始觉得热气逼人。谁说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阳光晒在身上简直是灼热的，我脱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里面有毛线衣，热得直冒汗，问身边的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前几天还下雪呢！今年的天气最反常，从没有四月热成这样！”
我就在这个反常的四月，来到北京的热浪下。第二天，我们去颐和园，大家都喊热。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楼台亭阁以及那匪夷所思的“长廊”……简直让人目不暇给。鑫涛拿着照相机，忙着拍屋檐，拍墙角，拍回廊，拍玉兰花，拍花窗及格子门……他一向热爱中国的古建筑，颐和园的画栋梁，已经把中国古建筑的美，发挥到极致，他就狂热地拍个没停了。
我的“北京”印象，从“颐和园”打开序幕，却从“小梧桐”开始了第一章。“小梧桐”是有典故的。
我自从抵北京，就认识了许多初霞的朋友，这些朋友待我的热情，简直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交游广阔，但，从没有朋友，会照顾我到无微不至，而且事无巨细，体贴入微。刘平和沈宝安是夫妻，也是老北京了。刘平敦厚，也照顾我。知道我爱吃梨，她每天买新鲜的梨送到我房间来。北京起风，她送纱巾来教我挡风的办法，北京烈日当空，她送洋伞来……
除了刘平和沈宝安，我们还认识了韩美林与朱娅这对夫妇。韩美林是画家，也是陶艺家。鑫涛一见到他的作品后，就对他大为倾倒。我们总以为他年龄很大，见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岁，他不爱说话，却用无数行动，来表现他的热情。
鑫涛初次参观他的工作室，对他所烧的一件蓝钧窑──是个十分巨大的碗──爱不忍释，那件作品是韩美林远去河南禹县烧出来的，里面的“鱼子点”是经过窑变，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所以是可遇而不求的。韩美林见鑫涛如此爱它，一句话也不说，拎了它就送进了我们的旅馆里。（我们把它一路带来台湾，如今正供在鑫涛的书桌上）韩美林长于画马，他画的马，绝不雷同，让我叹为观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过，把他两只手的筋脉一起挑断，要他终身不能作画，又把他的双腿的腿筋，也一起挑断。所以，至今，他不能爬山上坡，他握笔画画时，画笔常会掉下去。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很多，他自己说：“现在是我创作的颠峰期，我不能浪费这段时间，只有拼命去创作！”
因而，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宜兴，埋首在窑炉边烧茶壶。
而朱娅，他那可爱的、年轻的、温柔的妻子，就留在北京等他。对于韩美林，朱娅有次很坦白地对我说：“他比我大了很多岁，我嫁他的时候，家里都反对。但是，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又那么有才华，我对他，是怜惜加是崇拜，不管怎样，我都要跟着他的！”
平淡的叙述后面，有多少故事？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文革时期的摧毁力，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在大陆，大家用“十年浩劫”四个字来称这十年，“浩劫”二字，才能形容那种灾难。我在大陆四十天，所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劫后余生”的。）在这时代中，发生的故事一走动人心魄，怪不得大陆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用文革为背景。
除了韩美林与朱娅，我们又认识了李世济与唐在霸夫妇，。他们这一对的故事，更加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感人肺腑，而且是匪夷所思的。李世济，在台湾，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在北京就不同了。大街小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知道李世济。她是程砚秋的嫡传弟子，是京剧界的红人。她的先生唐在霸，也是程砚秋的学生，他放弃了国外的学位，跑来帮程砚秋拉胡琴。第一次李世济出现在他面前时，只有十六岁，对唐在霸一躬到地，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