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事可以在电话里说。”我冷冷地跟他说。
“没什么。”
我挂了线。我为自己能拒绝他而骄傲，曾几何时，他主宰了我的一切。
留在香港的十多天，有一半时间跟徐起飞一起，因为他，我才有拒绝林方文的勇气。我很想告诉他，林方文找过我，希望他会妒忌，会阻止我，我怕我没有能力继续拒绝林方文。可是，我没有告诉他的勇气，把事情告诉徐起飞，他一定会从我脸上看到我的眷恋和迷惘，恼恨我仍然爱着林方文。
离开香港赴北京工作的前一天晚上，徐起飞要当值，我一个人在家收拾行李，电话响起，我以为是徐起飞。
“程韵，是我。”是林方文。
“我就在附近，你可不可以出来见面？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只是想找一个朋友倾诉。”
他从来没有试过在我面前那么低声下气，我心软，答应出去跟他见面。
他在我家附近的公园等我。
“我来了，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他一直不说话。
我按捺不住，问他：“你是不是打算继续沉默？如果你没有话要跟我说，我想回去。”
“我只是想看看你。”他凝望着我。
我硬起心肠问他：“那么你看够了没有？”
“你变了。”他说。
“是的，我已经不是那个躺在你胸膛上看月光的女子，也不是那个听到你的情歌会流泪的女子。”
“你恨我？”他问我。
“我无需隐瞒你。”
他苦笑：“你现在快乐吗？”
“很快乐。”我故意幸福地微笑。
“那就好了，我不会再骚扰你。我只是担心你不快乐。”
“你太自大了，没有你的日子，我也生活得很愉快。”
“是的，你脸上写着幸福两个字。”
“是吗？谢谢你。我要回去收拾行李，我明天要上北京。”
他笑得很无奈。
“再见。”我跟他说。
“再见。”他说。
我转身离开，离开他的视线。我刚才装着很幸福的样子，不过用来抵抗他的诱惑。他的觉悟来得太晚。
我听到口琴的声音，应该是很远的，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里，那首歌是我熟悉的，是林方文写给我的除夕之歌：
“这一切的败笔，是因为你的怯懦，我的愚痴？
千年的等待，难道只是为了等待一次缘尽，一次仳离？
难道这年代，真是一个属于翅膀和水生根的年代？
能漂的都漂远，能飞的都远逝。
只有思念和忘怀，只有无奈和无奈－－”
我仍然是那个听到他的情歌会流泪的女子。
我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来回了很多次，林方文遵守诺言，没有再找我。对他来说，那天晚上求我跟他见面，已经很不容易，他从来不会求我。
八月，迪之和光蕙结伴来北京探我，我们一起游故宫，那还是我头一次游故宫。
“上次我们一起去旅行是两年多前的事了。”我说。
“是啊！我觉得自己老了。”光蕙。
“那是因为你跟一个年纪比你大二十年的男人恋爱的缘故。”迪之跟她说。
“你和他怎样？”我问光蕙。
“我来这里之前，刚刚和他吵架。”
“为什么？”
“为了他太太。”
“我早就警告过你。”迪之说，“这是第三者的下场，不会有结果的。”
“你呢？”我问迪之，“你的伯母政策有效吗？”
“我来这里之前刚刚跟田宏吵架。我越来越忍受不了他，正确一点说，我是忍受不了做他的女人的压力，我很累。”
“我也累，真是怀念没有男人的日子。”光蕙倚在我肩上说。
“我也很累。”我说：“有一个男人对你好，也是一件很疲累的事。”
在迪之和光蕙离开北京前的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吃清真烤肉，庆祝迪之跳槽到一间新的唱片公司做公关经理。清真人的烤炉有一张六人饭桌那么大，我们一边靠牛肉，一边唱《明天会更好》，迪之提议和五加皮，我和光蕙只能奉陪一小杯。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我刚刚完成了一个铺位交易，价值一千二百万。”光蕙说。
“哗，佣金不少呢，恭喜你！”我跟光蕙碰杯。
“去他的男人！”迪之说：“我们不需要男人。”
“是啊！我们不需倚靠男人，也有本事活得很好。”光蕙说。
“我需要男人的。”我说，“我才不要跟你们两个人一生一世。”
“你猜你会不会嫁给徐起飞？”迪之问我。
“我也不知道。”
“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的协定，如果你最先出嫁，要赔偿我们每人五千元。”光蕙说。
“也许是迪之先出嫁呢。”我说。
迪之呷了一口五加皮，没理我们。
饭后我们手拉手逛天安门。喝了五加皮，我的身体象发热一样，浑身滚烫。
迪之醉昏昏，问我：“什么是一生一世？”
我在思索一个最好的答案，迎面而来，是三个北京青年，打扮很前卫。跟三个青年走在一起的，如果我没有醉眼昏花，应该是林方文。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当我思索着一生一世的问题时，何以偏偏遇上他？
“很久没有见面了。”林方文望着我说。
林方文望着我，想说什么似的，我浑身发热，身体象被火燃烧一样，什么也听不到就昏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睡在酒店房间的床上，迪之和光蕙坐在床沿。
“你喝醉了，刚才在天安门昏倒，是林方文把你抱回来的。”迪之告诉我。
“他走了？”
“走了，他一直抱着你回来，他抱着你的动作真好看，他是很适合抱着你的。”迪之躺在我身旁说。
“他好象还很爱你。”光蕙也躺在我身旁。
“迪之，你刚才不是问我什么是一生一世吗？”我问她。
“是的。”
“一生一世是不应该有背叛的。”
“不。”光蕙说，“一生一世是那个人背叛了你，你仍然希望他回到你身边。”
“我没有这个希望。”我说。
“那忘了他吧！”迪之说，“才子不太可靠，还是医生比较脚踏实地。”
“他为什么来北京？”我问迪之。
“那三个北京青年是一支地下乐队，他跟他们是好朋友。”
北京的冬天来得很早，十月已有寒意，十一月份已经要穿上大衣。十一月底，是我那一年度最后一次需要上北京工作，徐起飞送我到机场，临入闸前，他把一个纸袋交给我，纸袋里，有一盒重甸甸的东西。
“是什么来的？”
“你在飞机上拆开看看。”他神秘地说。
在飞机上，我拆开盒子，原来是一件有开司米内呢的干湿褛，捧在手上，很温暖。徐起飞应该正在车上，想到我拆开礼物，会幸福地微笑，可是我没有，我毫不感动。我对自己的反应有点吃惊，从前他对我做每一件事，我也感动，可是，自从在天安门再碰见林方文之后，徐起飞已经不能感动我。我对他所做的事，开始无动于衷。
那一次我从北京回来，他来接机，看见我没有穿上那件干湿褛，很失望。
“那件干湿褛是不是不合身？”他问我。
“不是。”
他没有再追问。
十二月卅一日，徐起飞不用当值，可以陪我度除夕，我们选择跟去年一样在兰桂坊一间法国餐厅吃饭。
我买了一只塑胶手表送给徐起飞，他很喜欢。
“这个型号很有收藏价值呢。”他说。
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那只手表，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好一点，我不断辜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