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女孩子希望有王子骑着白马踏踏而来，然而这王子若果养不活你，又有什么用？
我颇有点心灰意冷，单身女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那是不行的，凡工作都有倾轧、排挤、斗争——除非阁下一辈子被压在最后一层，被压的滋味更不好受，故此只好向上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把头理在桌子上，在江湖太久了，咱们像定了型似的，很难走回家庭去。但我是这么累，我叹息，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外表看上去，也还是一个焊强的时代女性。
我刚安定没多久，美国人森姆探进头来，“怎么，颜，又郁郁不欢？”他是国际营中最公道的一个人。
“你想我怎么样？”我反问：“跃上办公桌跳肯肯舞？”
“别拿我出气，访问杰出国际科学家一事，是否由你负责？”森姆问。
“不是！怎么推到我头上来？”我气愤，“那两个新丁为什么不做？”
“嘿，新丁得宠，你不得宠，总之你支老丁的薪水，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
“我要是跟日本人唱歌跳舞去，又自不同。”我说。
森姆讶异，“ 值得吗？他的薪水才比你多一两千，他又不能捧你上天。”
“可是他能叫我受闲气。”我闷闷不乐。
“谁不受气？”森姆说：“别说我阿Q。”
“不会，我比你更Q，我干脆姓Q。”
“这是联络的地址电话，你好自为之吧！”森姆出去了。
我无奈，背上相机，出发。
那科学家年纪很轻，是中国人，长得很端正，一表人才，十分出色，姓陆。我为他做了一个很短的访问，便打道回府。反正写什么都会被日本人批评得树叶都落，他咬定了我不行，渐渐连他自己都相信起来，此刻，恐怕就算我答应与他出去吃饭跳舞，都来不及了，他仍然认为我是小学程度，人在上，我在下，除了忍无可忍，重新再忍之外，别无他法，每一间公司，每一个机构，都少不了这样无理取闹的人。
管伙计合理、听话，持大学文凭，有十年经验，他还是爱踩就踩、一只臭皮鞋压上面孔来。
每天早上，我在搽五百元一罐润肤霜的时候，就同自己说：这么好保养为的是什么？又没有丈夫儿女来吻别，不过是回公司去贴上司的冷屁股罢了，唉。
可是天天还得做下去。
习惯了。
德国人议斯问我：“你不舒服？”
“吃不下饭。”
“看开点。”他笑。
我坐下来，匆匆忙忙写好一篇访问，没有什么精粹可言，平平稳稳，普普通通，交上去。
日本人出来说：“为什么不自己交进来？别老叫信差走来走去好不好？”
“好好好，我以为你关着门，不想人打扰你。”我仍然息事宁人，怎么都不同他摊牌。
他拿着访问，看都没看仔细，“这开头不好，谁会看这样的句子？重写过。”用铅笔一笔勾销。
我心想笑，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从是挂上一个愁眉苦脸的面具。
“你明白我说什么？我猜想你不明我说什么。”他吼。
我仍然一丝火气都没有。“我明白，我当然明白你说什么。”
他进房去关上门。
我耸耸肩。
法朗索娃走过来，“干嘛？他跟你是耙上了。”顶关心的，“你什么地方得罪他？”
我问：“你真想知道？”
他点点头。
“三个月前，我前任老板临走之前同他说，颜回的稿子最好。这一下子赞坏了，如果我前任老板对他说，我简直可以代他的位置，我早就变成八块。谁想害死谁，就在他老板面前夸他你明不明白？”
“我完全相信。”法朗索娃点头。
“下了班去喝酒吧！”
“好。”法朗索娃问：“你头不痛了吗？”
“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借酒浇愁，难怪中环酒吧，到下班时分挤满了酒客。
大冢江湖混饭吃，谁当真救国救民？得过且过，但日本人偏偏日日跟我闹，他是想我辞工吧！但是我不会那么做，不是不想争一口气，而是无处可去。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有人同我说话：“颜小姐？”
我转过头去，“咦，陆先生。”是那个高温物理专家，心里有些高兴，我难得见到一个公司以外的人。
他温和的笑，“下班来轻松一下？”
“麻木一下。”我更正他。
“不介意我坐你身边？”
“欢迎之至。”我喝了一点酒，活泼起来，用手撑着头，微笑，“请坐。”
法朗索娃说：“喂喂，这是我的位置。”
“滚开，”我说：“别吵。”对陆说：“那是我的同事，不必理他。”
“你们那里外国人很多吧。”
“简直没有中国人，只我一个。”我笑。
陆说：“不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也同洋人差不多，我在多伦多十三年了。”
“那么久？不过普通话还说得很好哇。”
这时议斯过来拍拍我肩膀，“不是说头痛吗？”
“去地狱。”我说。
陆笑，“你的中洋外交法很特殊。”
“外国人，不必对他们好。”我懒洋洋的说。
陆看看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
“如果你像我这样，天天受着洋气，你也会学我。”
“真的有那么多气受？”他笑。
我凝视他，“你们这种顶尖专门人才是不会明白的，像我们这一行，任何人三个月就可以上手，人才过剩，老板才不在乎谁去谁留，况且各人学历又杂，学徒出身的瞧不起大学生，大学生又不喜欢学徒。”
他点点头。
“不好意思，认识才三小时就吐苦水。”
“大家同胞，有话不妨说。”他幽默。
忽然之间我很感动。
没有人关心我已有三四年，忽然之间我有向他倾诉我的一生的冲动。
三十岁的女人，前半生的故事长过一本书，说不胜说，也无必要说，我忍下来。 “吃过饭没有？”陆问。
“没有。”我盼望地看着他。
“我们一起吃。”他站起来。
议斯与法郎索娃，还有亚方素也在，都齐齐叫出来，“喂喂，颜，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我与中国人去吃饭，请大家记得我也是中国人。”
如果妈妈听见，一定认为我放浪得离了谱。我也费事多讲。
到了餐馆，酒意去了一半，有点窘，只好继续喝酒遮丑。
再下去我会醉，我知道大事不妙。
“别喝了，明天还上班呢。”陆温言的说。
我放下了杯子。从来没有人劝我不要喝，第二天头痛是一回事，同事们至多抱着头欲仙欲死，但少有人觉得我会受不了，每个人都觉得我受得了一切——拿男人的薪水，做男人的工作，男人受得了，她也该受得了。
我感喟。
他说：“我会在香港留下来。”
“那很好，”我说：“你是反潮流的，现在大家都嚷着要走。”
他说：“找到工作，就不想离开。”
我一味点头，他替我叫了清淡的菜式。
我想：妈妈要是看见他，那才高兴呢，准把他当乘龙快婿。这样的华籍男子是吃香的。
我默默吃完饭，由他送我返家，这也是崭新的经验，通常我们在酒吧外分手，一声呼啸，便各散东西，哪有送到家这种事，不可能。
送到门口，居然有点依依不舍，中国男人就是这点细心与含蓄，他双手插在袋里，等我开口。
我说：“今天晚上很高兴。”
“我也是。”他说。
我补上一句衷心话：“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