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
我笑。“再见。”
“再见。”他说。
我又补一句，“有机会，大家再见面。”
“好的。”他摆摆手。
那夜我虽然疲倦，但却没有入睡。
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知恁地失眠。我不大失眠，通常回家便看电视或武侠小说，把公司里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痛痛快快人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再捱。
当下我想：那么好的男人，永远不再，不会有第二个了。他会不会约会我？
我长叹一声，唉。
第二天眼睛怖满红筋，像小白兔，也只得去上班?
我有什么奢望？什么都没有，但愿地铁有空位，但愿日本人不要骂我，于愿已足。
越活要求越低，不知是可恼还是可笑抑或可悲。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面觉得很闷。
今早日本人迟回，我往往希望他迟到，最好迟到十二点才回来，下午吃完饭就不要再上班，也让我们有个轻松的时间，做小职员往往就是这么可怜。
有什么要求可言？
我伏在桌子上想。还有什么要求？
女秘书来说：“今天山本放假。”
我如得了什么甜头似的，大喜，像是释囚，又像猴子除了紧扎箍。
怎么会这样？心中有一阵空虚，原来与日本人斗也是一种娱乐兼寄托，这个人不上班，就乱成一团，不知何去何从。
真是生成一条贱命。
我伏在桌上太息。
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因没有他进进出出弄得同事们鸡飞狗走，这个国际营立时安宁下来，大家拿看杯咖啡百般无聊地阅读、聊天。
印度人阿简跟我说：“听说你找到男朋友，而且是中国人？”
我摇摇头：“谁说的？”
“亚方素、法朗索娃他们，说你对那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客气与女性化得不得了。”
我默然。有这种事？旁观者清。
阿简说：“以你这种人才，颜回，为什么不出去找一份工作？省得在这里净受气。”
“你高估我了，我也不是净受气的，有薪水可支。”
“我们有家累，没法，走不动。”
他太太是中国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雪白雪白，并不似他。阿简是幸福的，做死也有个大前提，不比我们这些女人，赚了来赶紧花掉，拚死命的赚，又拚死命的花，如果不做，时间又怎么打发。
花地玛走过来，“跟颜回说些什么．．”
“颜回心情不大好，你同她说说清楚。”
花地玛坐下点根烟，“心情为什么不好？”
我反问：“心情为什么要好？”
“为公为私？”花地玛喷出一口烟，“为公为私都划不来。”
“我是你，我也这样说。”
“为了日本人对你不好？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你管他呢，他要压你也压不死你。”
“压得坏的。”我说。
“这里谁都不好过。”花地玛说。
我微笑：“大家都是百折不挠的人了。”
“嫁了吧，中国男人对太太好，常常请佣人来服侍妻子，其馀的男人没有这么好。”
“他会不会讨厌我？”我问花地玛。
她睁大眼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日本人？”
我不响。
“他讨厌你有什么关系？他爱上你才糟糕呢。”
我苦笑。
“找个男朋友是正经，去年一年嫁掉了施美美，还有玛运达。莉兹生了个女儿，你知道吗？”
她还没有结婚。
“我不同，”她自嘲，“有几个中国人肯娶印度人？还有，本地又有多少个印度人？”
我不出声。想想又是，比我们更难。
“叫我回印度去嫁？开玩笑了。”她说。
我看见她的香烟喷出来，喷得一办公室都是，有时候觉得办公室似只臭烟灰缸。
我仍然不语。
“下了班去喝一杯。”她怂恿我。
“不去了。”我说：“想早些睡，天气这么冷，被窝真可爱。”
“听说你有中国男朋友？”
我摇头：“十划都没有一撇。”
“别不高兴，日本人的白眼，当伊是死的。”
“不是他。”
“又不是他？颜回，你说话越来越文。”花地玛伸个懒腰：“这几天才觉得自己老，你知道吗？竟起不了身，想当年十多岁的时候，别说是熬夜，三天只睡两个晚上，也闲事。”
我也觉得精力大不如前。
英国人纽卡素很少搭腔，但闻说，转过头来一笑。
花地玛反问：“笑什么？能帮忙就帮忙，别叫颜回跟着日本人吃苦。”
纽卡素举手投降：“这是大老板的主意，我哪里晓得那么多？咱们这些小豆子，跟你们一样，听人调派。”
我说：“花地玛，别乱代我求情，真的做不下去，可以不做，难道还会饿死不成？”
花地玛看我倔强得不领倩，便讪讪的说：“我开工了。”
我就是不会打蛇随棍上。
我脾气并不好，但偏偏不肯同人吵架。不是不会，而是不肯，谁也别想逼得我开口翻脸。怪来怪去，当然怪自家学艺不精，干嘛跟这些贩夫走卒在一起，日子久了，难免人家不把我当同类。
我用一枝笔在纸上乱画。
日本人的秘书又过来，“山本有电话找你。”
“嗯。”我去听电话，这叫做遥远控制。
日本人在电话中大骂我，说我把统计数目抄错，会累他受责。我去翻出底稿，果然错了，心中懊恼，不能宣之于言，怎么搞的，心思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年工作，从未出过这种小错，一向无瑕可击，这是怎么搞的？难道运数已绝？
我说了数十声“对不起”，倒是由衷的。
平时丝毫不错，他还鸡蛋里挑骨头，如今手中有芝麻绿豆的证据，他能把我开除。这般诸多为难，是否叫我知难而退呢？
挂了电话，我脸色更苍白，伏在桌子上。
电话铃又响，我接。“是颜回？”
哇！
我顿时精神一振，好比美人被困铁路轨上，遇超人来救。
我说：“是我，什么事？”
“中国人想约你吃晚饭。”
“几时？”我问：“快说！”
“今日明日与后日以及大后日。”
我自心中乐出来。“不过你的耳朵可苦了，我有大把苦水，要对你倾诉。”
“有什么苦？都是细节而已。”他笑。
“这个国际营内的生涯不好过。”我立刻开始。
“整个地球上的生涯都不好过，今夜开始大家交换心得。”
我哈哈大笑起来。
阿简、花地玛、亚方素、纽卡索、法朗索娃他们一起转过头来看我，我朝他们眨眨眼。
他们摇头说：“神秘的中国人，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
我按住电话筒，大声朝他们说：“去死吧！”
大家一起笑出来。
假期
气热。
全世界的人都外出渡假去，只有我拿不到假期。
三十四度摄氏的温度下办公，问你怎么受得了，还得拿着公事包四出去开会，真奇怪怎么还没有在街上倒下来中暑暴毙。
香港一年比一年热，一年比一年忙，好几百万人轧挤在一个小岛上，日日如斯，长此以往，大家一起宣告疯狂。
我也不晓得什么在支撑着我，许是月薪，许是意志力，每天回到公司，但觉头痛心跳、疲倦、胃气冒泡，巴不得打道回府，在冷气间的席梦思上睡至中午。
呵案牍之劳形。
电话铃一响便有一种作呕的感觉，又是那几个人的声音，又是那些芝麻绿豆的事又是官腔，又是小题大作，又是好大喜功，又是鸡毛当令箭，又是欺上压下。……
真想逃避，逃到一但遥远而悠闲的北国，少见人影，在炉火边打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