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脸向着人群。女孩子穿着比坚尼，男孩子们向她们讨好。被追求永远是愉快的。
“我可否握你的手？”嘉汶问。
我摇摇头，“不。”我说：“我们开车兜上山顶，来。”
他耸耸肩，拍拍手上的沙，站起来。还是拉住我的手。
我们顺弯路上山。
他说：“我可以学，我明天便可以告诉你白流苏是什么人。”
我笑笑。有这种必要吗？
“你会后悔的，心肠这么硬，你会后悔的。”他笑着诅咒我。
我们到了山顶，沿着那条小路走，走不到一芈，斜阳西下了。我们没走经那条路。嘉汶米勒仿佛很高兴，走到花店买一大束花送我。
“会谢掉的。”我接过说。
他忽然扯过我的手，大力咬一口，我痛得怪叫起来。“疯子！”
“恨你老扫兴。”他说。
我们把车开回去的时候开了冷气，我已累得说不出话来。我需要一个冷水浴。
“不要离开我。”他把头枕在我肩上，像个孩子。
我斜斜看他，“我想洗把脸，换衣服。”
“到我酒店去。”他说：“放心，我不会非礼你，回了家你就不见了，再也不出来的。”
他倒是知道我心意。我摇头，“我不会到别人的酒店去。”
“要不我上你家等你。”他说。
我看看臂上的牙印。
“好吧。”我说：“明天你一定要走的。”我看住他。
他躺在我家地板上看国家地理杂志。他睡着了。他的胡须开始长出来。下巴是青色的。
我坐着正凉快，老板的女秘书打电话来骂。
我说：“嘘！我的情人在睡觉，别太大声。”
他醒了，转头看着我。
我问：“有没有做梦？”
“别离开我。”他说：“跟我回英国，你既然可以在伦敦念四年书，就可以嫁英国人。”
“为什么选我。”我问，“为什么？”
“太难解释了。”他说：“你坐在怡东大堂那里赌气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找了一生的女子。”
“夸张。”我笑：“要喝杯什么？”
“我们出去吃饭。”他拉住我：“夜未央。”
“你要不要洗脸？”我问。
他掏起水胡乱洗一把，用毛巾擦一擦。
我送给他冰淇淋苏打，他坐下来喝。
“我的家有三间房间，图画室很大，有天窗顶光，你会喜欢的。在伊令。我开一部开蓬的红色福士。”他停了一停，“你穿着的裙子很美——我能吻你吗？”
我说：“饭店要关门了。”
我们去嘉蒂斯吃了顿晚饭，很丰富。我不肯陪他吃中菜。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俩人都很有歉意。他不会为我留下，我不会为他去英国，不必欺骗对方，没有可能。以后我们一辈子也见不了面。所以他把好听的话在一夜间都说尽了。
时代进步，人们的要求不一样，谁也不肯花三两年来恋爱，缩成一日是可以的，插曲中的插曲。将黎明时我们在尖沙咀闲游，公共汽车已开始发动。
他离去的时候近了。在早上七点半的时候，我几乎爱上了他。
我送他回怡东，与他喝咖啡。有点露滴牡丹开的惆怅。
我们沉默很久，他吻我的唇。
“你会写信给我？”他问。
我摇摇头。
“我明白。”他点头：“我还是感激你的。”
“再见，我要回去睡觉。”我拍拍他的手背。
“谢谢你。”他说：“我送你上车。”
“再见吾爱。”我笑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从来没有吵过架，是不是？”
他点头。我们吻别。他会记得我，会，直到八十岁，他会记得有这么一次，在东方，他恋爱过一天。
离婚之后
美莉跟丈夫吵架，卷了铺盖，到我家来住。
她说要离婚，问我有没有律师。
我叫她去查电话簿黄页，省得将来两夫妻和好之后，怪我的不是。
我说，“我不是离婚专家，别忘了我还是独身女子。
美莉离婚原因是丈夫时常夜归。
她问我：“他天天在外头干什么？”
我答：“喝酒、聊天、看电影、开会、轧姘头……可能性很多。”
美莉苍白着脸：“那么我怎么做才好？”
我说：“你不是要离婚吗？”
“我总盼望他回心转意。”
我冷笑一声，“我一向不盼望这种奇迹，很容易头发白的。”
“你赞成我离婚？”她问。
“我不知道，美莉，我不能替你回答这种问题。”我坦白的说：“你自己想清楚吧。”
美莉生气的说：“这年头要朋友来做什么呢？”
我笑：“根本就是。你现在才晓得呀？亲戚朋友只是吃喝的时候用的。”
美莉哭了。
“回去吧。”我说。
“我不回去受气！”她哭诉。
“他叫你受什么气呢？”我问。
“天天晚上迟回来．又不解释，平时在家并不说话，不知谁得罪了他似的，几时到老死？”
我笑，“你开始不了解他了。”
“我在呕气，你还说这种风凉话！”
我说：“我想他不再爱你了，除了爱情外，你还有什么皇牌可以留住他的人？”
“我们的女儿小莉。”
“嗯，他喜欢女儿吗？”我问。
“很喜欢。”
“有希望。”我说：“女儿在什么地方？”
“在祖母家。”她答。“
“好好的抓紧女儿，不要放松。”我说：“你娘家也有一点钱，他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美莉泄气，“他一向不喜欢我兄弟，说他们是暴发户。”
我耸耸肩：“太坏，你嫁了个有志气的男人，否则你让令尊送你们到欧洲去一趟，或是替他换一辆新车，马上又如胶如漆，大可白头偕老。”
美莉说：“如果他是那样的人，我当初也不会嫁给他。”
我说：“如果他是那样的人，你反而幸福。”
美莉嚎啕大哭。
我不是不同情她，不过旁观者很难发表意见。
她在我家住了五天，日日与我一起去上班，周末快来临的时候，我忍无可忍，打个电话给她丈夫何文惠。
我说：“把你老婆接回去吧。”
“怎么，大家老同学，不欢迎她？”
“放你的屁，说的好风凉话，”我骂，“你想把她放在我家一辈子？做人要有始有终。”
“我要求离婚。”何文惠说。
“不要对我说，你接她回家，亲自对她说。”
“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我问。
“她不会接受这个事实，你不明白她，她自十七岁之后，没有长大过。”
我不出声。
“她肚子里除了会考时读熟的功课之外，没有增添过别的知识。”
“原来你喜欢女学者。”我讽刺他。
“我知道你不原谅我，”何文惠说：“可是你不是三姑六婆，你应当明白我的心境。为什么我一定要对牢她一辈子？”
“因为你当初选择她。”我说。
“我只能活一次，没有可能跟她再厮守下去。”他说。
“当初呢？”我勃然大怒。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你这话说得容易，可是她现在有什么机会？她一生人还有什么乐趣？你们结婚八年，叫她拖着一个六岁大的女儿怎么过下半辈子？”我用老套的“大义”责备他。
“女儿不必她理。”何文惠说：“归我，她回娘家去好了，有的是钱多的是势，不愁寂寞，天天挂八圈麻将，不就过了下半辈子？”
“话不能这么说。”
“你要我怎么样？”他问我：“守住没有爱情的婚姻？我承认我变了心，我对她不起，可是我必需离去，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没有挽回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