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们分工合作。扬青发号施令：“你从我的背囊中你从我的背囊中找出一跟洋烛来，还有拿这个破谭子去盛一些水，将这些四花叶产，这近二十年就更加盆满钵满了。
所以说创业难，守业也难。
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无非是有英明的第二代继承，已是极大幸运，连第三代都依然神武能干，并不因口含银匙而生变作饱食终日的纨持子弟，就真是家山的好福泽了。
高裘恩开山劈石成功，高崇清又精明干练，晓得手上的英国代理货品随着时代转移，会失去主观客观的市场竞争力，故非要为资产谋出路不可。
记得他当年决心专志于地产时，曾对左右谋臣说：
“客观上，英国货价格高昂，汽车与电器市场早晚为日货取代。主观上，在我们背后撑腰的人越来越不好说话。现今站到社会上去指摘别人后台者不少，英国人最紧张舆论，有什么事传媒与群众指摘起来，他们老作兴置身事外，这就不好办了。”
高崇清人真聪明，他知道要在英国人表示不再继续大力扶助他，甚至意识到有此危机时，先就自行谋求出路。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十多年前已经开始把实力由进出口英国货转移到其他投资生意，特别是地产上头。
什么时候都紧记先下手为强是高崇清的做人处事格口。
他不会采取被动，免受制于人。
可忧虑的是高家第三代是否有出色的接班人。
依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最最理想的人选竟是高崇清的唯一的女儿高掌西。
这当然不是高崇清的理想，重男轻女的思想到底是根深蒂固的。
对高氏这种自视为香江正牌世家大族，发迹可追溯至战前历史的掌门人，更渴望是儿子出色有甚于女儿本事。
然而，高家要继续声望及财产，必须代代有强人，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三代出的强人是女性，也只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高崇清其实有四名子女，都非嫡出。
高崇清的元配劳长兴出生于香港另外一个中英混血的世家。她的父亲劳伯鸿爵士，跟高崇请父亲高裘恩是世交。
当时高裘恩虽富，却不及劳伯鸿在城内的地位来得高贵，这其中牵涉到的关系较为复杂。
英国积累一干几百年日不落国的威风，祖业雄厚，潜藏于英国人心底的自高自大自傲自赏，几属与生俱来。
这跟中国人千秋万世以来，已然适应了多难兴邦的命运，有异曲同工之妙。
英国人在管治殖民地的心态上，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本源于他们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根基扎根于民族的绝对优越感，故此英国人压根儿就没有把其他民族，尤其是受他统治过的外国人看在眼内。
这一点，像高掌西如此出身背景的香港秘层人物，其实看得很清楚。
别的例子不用举，单从香港历任港督的作风，就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尤德以前的各任港督，包括柏立基、麦理法、戴麟趾等，人们都认识及看到他们的殖民地官嘴脸，对于华人的奉承巴结，多会受落，这是一种直接的、明显的、坦然的、轻松的享受帝国主义权威的表现。
香港那些竭力讨好殖民地政府以谋好处的人，穷多年的经验，手段也算耍得出神入化，不难水到渠成，来个相得益彰。
事实上，香港属于资本雄厚，英国人从指缝间溜一些名位权益富贵出来，以交换外族奉献的奴颜婢膝，作帝王享受，事属等闲。
高裘恩与劳伯鸿就属于这第一批的美国殖民地华裔贵族。
他们二者之间，劳家比高家更胜一筹，乃是因为劳伯鸿是混血儿，其父劳祖德是英国驻港的三军司令官，跟中国籍的仇玉梅小姐在没有正式婚姻名分下生下了劳伯鸿。为了对仇玉梅有所交代，劳祖德对培育这私生子在出生地的地位名望，不遗余力。
这背后的关系渊源就不简单了。
要英国人信任非英国人，实在难比登天。
隔膜绝对不能以世间的人情恩义，甚至是利害关系来打破。
唯一能使英国人稍为放松戒备的就是血缘关系。
为此，劳家在殖民地政府以至于远至英伦唐宁街十号的印象中，就比单纯为效大马之劳的高裘恩家族来得稳当。
这可从劳伯鸿的封爵，而高崇清只捞到个CBE，就可见一斑。
只要是政府设宴，在排位方面，劳家一定比高家胜出一一筹。
英国人的所谓自己人永远有他不可更易的定义，这一点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港督尤德与卫奕信是第二种英国殖民地官，比较前几任的英国人，在观念上柔和一些，就只为念的中国书多，接受中国文化之后所起的熏陶作用，令他们心上有另一种对中国的情意结。因而一方面对香港人特别有真感情，另一方面又因这发自内心的真感情跟自己强烈的同族观念发生矛盾，造成他们在英国人以及拥英派心目中对港政策的柔弱。
尤德的表现又比卫奕信好，就是他身边的妻子彭美拉贤慧，恰如其分地当她的第一夫人，并不作任何品行惹起垂来听政之嫌。
也因为除有贤妻之外，身边又无权臣，尤德时代的布政司总算恰如其分，并不张牙舞爪，露尽欺压殖民地子民如吃家常饭的丑恶嘴脸。总的一句话，尤德的政治声望与威信远胜卫奕信，前者总算把持得住，不至于大权旁落，而生挟天子今诸侯的狼狈。
在这两位港督的朝代里，高家和劳家的日子当然仍是畅顺得很的。
城内顶层上流社会有一撮名暖小集团，专门跟港督夫人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成为闺中密友，不论哪一位的港督夫人品性如何，她们都适应得非常好。其中尤德夫人的品位格调最优雅，不是喜爱游山玩水，就是注情琴棋书画。以劳长兴为首的这个名暖小集团，一样有本事放弃在珍宝玉石赏玩中下的功夫，转而投其所好，舞文弄墨去。
可惜的是，从尤德夫人身上得回的好处并不如前的多，只为这位英国女士相当例外的安分守己。
由此可见，劳长兴既系出名门，娘家威望凌驾夫家之上，又能以她城内华裔显贵的身分，跻身于顶级政坛的幕后，起着可大可小的作用。
因而劳长兴在高家王国中，并未因她未有所出，而影响她母仅高氏天下的权威。
直至香港踏入这后过渡期，由彭定康执掌港府，整个政府形势都作了划时代的变易。
彭定康这个人是美国优越民族感与帝国主义制度之下产生的极端分子，他这一类政客，跟尤德以前的港督的相同点是，以大英帝国为最大的骄傲，相异的是前期的那些港督在表现这份骄傲时，乐意接受香港中国人的膜拜，彭定康却不。
城内上流社会内有机会接触彭定康的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他的英式狂妄优越自大，溢于言表。对那些刻意奉迎的香港中国人，压根儿不买帐。
谁给谁卖个人情，当然是看得起的表示。
有一撮从来在官场商界上擅于把握英国长官心理，将之巴结得服服帖帖，从而有利可图的香港华人，对着根本看不起任何中国人，也不给中国人巴结他机会的彭定康，简直有一点点广东俗语所谓的“老鼠拉龟，无处着手”。
这等英国殖民地官香港人未曾遇过，因而很有点束手无策。